查看详情>> 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海外学者张维为提出，这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来源：《文汇报》 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我想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三个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 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 先谈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倍。但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中国“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 2008年，我从印度讲学回来，在报上发表了《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买60%的人住在贫民窟，人均面积两三平米。一位网友责问：为何不把中国跟东欧比？我说不久前去过华沙和布达佩斯，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这位网友又问：为什么不和纽约比？和纽约比，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就比过。他2008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后经上海回国，写了篇评论《中美这七年》。他写道：当我回到纽约机场，沿着破旧的公路开往曼哈顿时，我问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诉我的女儿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虽然上海和纽约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国际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间等。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经走在纽约的前面了，如机场、地铁、高速公路、商业繁荣程度、美轮美奂的夜景和即将完工的高铁；在软件方面，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人均寿命等指标都好于纽约。 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大于发达国家，但不是“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欧洲的城市远远没有中国城市的活力，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好于非洲的多数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没有电的贫民窟，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中国城乡差别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腐败很严重，能算崛起吗？ 腐败问题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别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上升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法治建设跟不上。英国19世纪时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时代，人们都持枪保护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商勾结极为普遍。 如果横向比较，研究腐败最权威的“透明国际”把中国腐败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非洲国家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经验值得借鉴，他们致力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成绩可观。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能算崛起吗？ 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1952年伦敦曾发生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件。欧洲最大的莱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鱼类都无法生存。但最后通过环保努力，欧洲人扭转了局面。 中国贫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吗？ 贫富差距是比过去大了很多，需要认真对待。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数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房产、土地等资产。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创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指标。比方说，衡量中国人的财富，两个因素就可以使现在所有评估都发生变化：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发和吃饭比上海贵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净资产。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业传统。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中位（medium）净资产（房产、股票、现金等，减去所有债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和超过63万？恐怕至少数千万，也许上亿。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无人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中国人不必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西方大国不少都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期间各种战争数不胜数，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瓜分整个非洲的无数次大小战争、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7年后数十年间，北美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美国因此无偿获得大片疆土和资源。西方崛起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但英国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境内消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所有问题。英国当时人口不过1000来万，中国今天是13亿人。我们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财富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避免了两次金融灾难。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第二、谈谈中国模式。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比较能够从实际出发。西方主导的变革第一步总是修宪，而我们的第一步总是试验，然后总结调整推广。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 二是强势政府 我们有比较中性、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它能制定并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称印度政府为“软政府”，执行力极弱——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贫困呢？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稳定 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1980年的140年间，我们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8到9年，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断。一直到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领导人，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 这使我联想到法国政治浪漫主义的高昂代价。法国人总是先确定一个抽象的大目标，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后激烈斗争，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整整173年，法国政治体制才稳定下来。其间经历了五个民主政体，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有这些政权都是通过暴力推翻的，而法国的人口才两三千万。中国不能这样折腾，一定要走稳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为大 我们坚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消除贫困领先世界。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从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为中产阶级。按这个标准，2005年在印度中产阶级是2.64亿，中国则是8亿人。但这个标准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上海星巴克问喝咖啡的小白领，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国人的要求高。 五是渐进改革 我们没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量利用现有体制来运作，为现代化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进。实践证明“共产党+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作为。 六是顺序正确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讲究轻重缓急。我们大致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 七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把市场优势和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对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惩罚”。那么如今这场源自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该如何解释呢？我套用他的话，这是对信奉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惩罚。 八是对外开放 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学习别人的经验。中国模式有极强的竞争力，因为它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比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异、生态问题、医疗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机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它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较下来，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国曾在整个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政府的作用，结果非洲政治和经济全面恶化。美国专家曾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现在被俄罗斯人称为对俄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有时候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盲从西方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点是中国话语。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标准竞争无非是三种战略：领导者、参与者或追随者战略。 制度选择强调民心向背和选贤举能 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应该采取领导者和参与者战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它拥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足以产生独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是“民主和专制”。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小时才抵达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时，印度学者问我，中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至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军队是20分钟内开始动员的；中国的总理是2小时内坐上飞机前往灾区的；中国医疗队在4天内就覆盖了震区所有3000多个乡镇。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问：你是否要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说不管采用什么制度，都要落实到良政，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阿提萨利去年在布鲁塞尔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讨会，请我谈中国模式。之后他总结：“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局很像董事会，总理很像CEO，治理国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个公司。”他要我当场回应。我说我们确实认为政治制度建设一定要考虑国家治理，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搞一人一票，因为这样搞的公司一定破产。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去探索。 在场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不以为然，“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选贤任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个民族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中国的文化传承。 西方民主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多元的利益，应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并进行博弈，但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它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意识、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非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把你这个社会分裂，然后再来整合。问题是非西方社会往往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泰国是“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吉尔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乌克兰是“东西分裂”。 为什么西方国家采用一人一票还没破产？因为它们在这样做之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因此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和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太影响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资源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折腾的资本了。三是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倾向稳定。四是政治精英通过几百年的磨炼总能垄断主要的社会资源，如议会、媒体、金融等。 但现在西方民主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营销，大家拼资源、拼谋略、拼形象，选个美女和电影明星，毫无政绩可言，也无所谓。这种做法导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质化。东欧政府最高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21%；冰岛选出的哈德尔政府不懂经济，导致国家破产；南欧的笨猪四国，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处在破产边缘；三权分立的美国明显走下坡，真是三点成一线。一些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上，我认为只知“选举”而不知“选拔”的制度，将竞争不过能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力不从心；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国模式。 （以上内容据5月27日第31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实录整理） “中国模式”是现在世界上最热的话题之一，这在5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主要是因为这两年西方危机频频，美国金融海啸带来的灾难尚未恢复，欧洲的财政危机又相继爆发。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讨论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二者成了同一个话题。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100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客观。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有意思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肯定程度超过中国学者。如写《历史的终结》的福山，他曾断定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度将是历史的终结，不会被超越，当时这个观点轰动一时。但2008年他却说，“也许中国模式要超过西方模式了”。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写了《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他预测中国制度将会成为统治世界的制度。再就是约翰·奈斯比特，1980年代我们都读过他的《大趋势》，2009年他出了一本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每一条都很积极。 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开放的渐进的实践 根据张教授的深入分析，我认为对中国模式可以概括出几个特点：一是转型的渐进性。从计划体制的高度集权向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转型，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邓小平1992年曾说我们要用30年时间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现在看来，这个时间估计要更长些。 二是模式的主体性。它是以中国历史和国情为基础形成的主体，而本体是基于中国文化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基于中国人的特性。这个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甚至《尚书》以前，中国文化中几个重要概念如“和、仁、恕、中”，都是中国模式的思想渊源。 三是具有实践性。西方是先拿本本，我们是先摸着石头。中国模式是一种开放的实践。我们曾学过四小龙模式，中央银行体系学美联储，社会福利学欧盟，我们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模式的影子，但最终没被任何一种取代。 四是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总方向是确定的，但具体形式和内容是不确定的，是根据具体的时空条件所定。如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方向是走向可兑换货币，具体的升值幅度却是不确定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如此。 最后一点是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的本土性并不能否认其普适性。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可借鉴性，这一点正在显现出来，并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接受。但是中国模式对发达国家的借鉴意义同样值得注意。最近美国经济似乎出现某种“中国化”趋势，如美国的储蓄率在最近两年中从占GDP不到1%升到现在7%；美国的出口几年内要翻一番；美国还将发展可增加就业率的劳动力密集产业。最近欧洲学者也认为希腊等南欧国家应学习中国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美国一个著名学者预言，中国模式的成功将迫使美国学习中国经验来推进改革。 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若干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一是人口结构。未来10年内“50后”一代将全部退休，“80后”独生子女一代会成为社会主体。中国即将增加3亿老人，却仅增加1亿多劳动力，这种根本结构性变化将改变很多事情。二是城乡结构，现在的城市人口比重是45%。再过10年可能是65%，农村人口明显少于城市，财富分配、资源配置和治理方式都将发生根本变化。三是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的结构将让位于技术密集和内需为主的结构。人民币将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之一。届时，全世界可能会充分遵循中国意愿，也可能全世界拉起手与我们作对，因此我们要清醒地对待自己和别的国家。 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可能引起亚洲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现在周边地区有两种变化值得注意。一是“蒙古化”，蒙古的出口产业都面向中国，经济上90%依附中国，但政治上却倒向美日等西方国家；另一是“尼泊尔化”，表现为政治上在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中立化。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话语权会越来越多，制度可能越来越多被借鉴，但是也可能因为这种崛起而遇到更多挑战和麻烦。因此，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将趋于复杂化。 大学钟教授：您当年给邓小平先生做翻译是什么感觉？您觉得他对中国模式有什么贡献？ 张维为：回想起邓小平，总是感慨万千。我对邓小平的理解也是逐步加深的。他的一些话我当时理解不深，现在看来他真是有水平。有一次他见一位思想非常“左”倾的非洲领导人，邓小平给他讲中国经历的大跃进等挫折，希望他们搞社会主义时要非常慎重。外宾离去后，邓小平讲了一句话:“他听不进去，要自己碰。”现在看来，这句话是经典，那个国家后来确实没搞好。 关于中国模式，他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坚持实践，包括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我们一定不要忘了邓小平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一流的战略家。他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时，就像指挥一场场战役，从农村改革到特区建设、再到沿海开发和浦东开发。他总是从大处着眼，展现了罕见的历史眼光。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宛如年轻人，谈论的都是中国20年、30年后会怎样，该怎么走，把中国治国的大政方针都确定了下来。 如果没有大批微软式的创新企业产生，中国就不存在崛起的微观基础 管理咨询业女士：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企业家，他们对中国并不充满信心，因此也影响了投资和策略，如何让他们提高信心呢？ 黄仁伟：我在进行“中国崛起”研究的过程中，第一个问题聚焦在如何避免和美国等大国发生重大、全面的对抗，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和平崛起；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提升地位和话语权；第三个问题是在金融危机后刚刚开始研究，就是中国崛起的微观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却没有产生一大批像微软那样的创新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为数很少，这说明中国崛起的微观基础还很薄弱。20世纪初美国就产生了摩根、洛克菲勒等大企业，聚敛了大量财富，支撑了美国整体崛起。中国企业家应当承担起中国崛起的战略责任，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企业。 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政治主导性更显重要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研究生：您提到美国和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期的产物。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为什么政治主导性反而比以前显得更为重要？（此问题获得本期文汇讲堂“最佳提问奖”） 张维为：西方政治制度现在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整合力和竞争力，没有人才观念，所以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三权分立”也无法预防金融危机，因为“三权分立”只限于政治领域，但美国的政治给资本力量绑架了。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另外一种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领域的三种力量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样一个国家才会运作得更好。中国就在这样尝试。 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提问：请两位预测一下2030年以后，中国在全球发展的前景。 张维为：我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中国人善于学习和超越，这跟儒家的传统有关，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则是三人行我必为师，固步自封得厉害。我推测20年之后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可能为美国的两倍。从过去30年的情况来看，对中国的所有悲观预测都错了，对中国的乐观预测，对的还是比较多。 黄仁伟：美国有人曾测算过，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GDP总量；我们的测算是要到2050年之后才与美国相当。美国的计算方法是中国在2030年前GDP保持8%的年增长率，人民币年均升值2%，美元年均贬值2%。这样就等于美国原地踏步，而中国每年有10%的实际增长。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这如果成为现实，将使美国人心理上产生重大的挫折感。另一个趋势是到2030年中国14亿人口中，将有几千万中国人在全世界流动。因为人民币升值，在国外使用人民币要比在国内使用价值高得多，导致大量中国人到国外移民、投资、学习、旅游、购物等。 警惕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过度自信和民族主义 同济大学研究生：假设中国发展模式不成功，那会怎样？ 黄仁伟：我认为中国模式不成功的概率极低。但“最不坏”的模式，也要防止“最坏的后果”。中国模式失败将是世界的灾难。第一种不成功是中国经济过于膨胀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甚至出现经济崩溃，世界经济由此陷入大萧条，国内也会发生大动乱，资金和人才严重外流。第二种不成功是中国变成一个扩张主义的霸权国家。如果中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却抑制不住欲望去侵略扩张，这将是世界的灾难。第三种不成功就是搞软力量输出，试图建立超越所有其他价值观的文化霸权，这将对世界多元文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也是世界的灾难。 这三种不成功恰恰都是中国过快崛起、国力过于强大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种情景也很危险。因此，我们要防止在崛起过程中出现极端民族主义，防止因过分自信而滥用力量。目前在媒体、网络上甚至学术界已可以看到这种取向的某些迹象。邓小平也预言过，中国强大后要防止走向霸权主义。

查看详情>> 以今天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为标志，全国“两会”今天圆满闭幕。那么，这次两会的最大成果是什么？众所周知，就是“四个全面”四个字。这个名词，注定会在今后成为绝对意义上的高频词。 与在党的某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个理论体系不同，习近平“四个全面”的提出和完善，经历了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以及两次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正式全面提出“四个全面”是在2014年12月中旬考察调研江苏期间。相比于同年11月份福建考察调研时，他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华网当时的解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在此之后，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会议就是这次全国“两会”了。正因如此，这次全国“两会”成为“四个全面”正式确立的一个时间标志。 昨天，新华社发出的分量很重的两条稿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篇是《奏响“四个全面”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另一篇为新华社社评《万众一心开创“四个全面”新局面——写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之际》。社评称，“四个全面”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改革发展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党作为领导核心的执政根基。这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 还是在昨天，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发出《人民日报重磅推荐：一本书帮你读懂“四个全面”》一文。继《习近平用典》之后，人民日报推荐一本新书——由人民日报评论部与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四个全面”学习读本》。选择在这一节点推出该书，意义不言而喻。 这次全国“两会”开幕之前，人民日报连续5天在头版推出“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系列评论员文章”，引发世界舆论关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堪称这组评论员文章的升级版，甚至不乏这次全国“两会“中的最新论述。由此可见，人民日报为了“四个全面”同样也是蛮拼的。 在《人民日报重磅推荐：一本书帮你读懂“四个全面”》这篇文章中，用图表解读了“四个全面”的意义：即它是立足现实的战略抓手——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问题。 理解“四个全面”还可从纵向进行。比如它和以往的“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有何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是像西方舆论所说的那样要告别“三个代表”吗？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在两会期间回答了观察者网的所提问题。 张维为说，“全面”这个概念很重要，“四者统一”也很重要。其实，“四个全面”的内容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三个代表”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告别？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与西方政党区隔了开来，虽然大家都叫“党”，但含义完全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从这个意义上看，“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四个全面”得以提出和执行的基础所在。换言之，正因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体利益，共产党才有资格、有魄力提出和执行“四个全面”。这是一个“舍我其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党，唯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提出并承担起“四个全面”这样的历史担当。西方“部分利益党”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构想。 张维为认为，中国梦的提出，是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各种观点互相碰撞的的时候，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即一种能够包含整个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各种理想愿景的总汇，而“四个全面”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关键举措。

查看详情>> 新华网北京６月１０日电（记者孟娜　李志晖）《中国震撼》作者、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１０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华民族正实现全面崛起，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体现。这条道路有四个“关键词”：实践理性、民生为大、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将产生深远国际影响。 张维为说，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摸索出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进行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成功应对了１９９７亚洲金融风暴和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但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有力证明。 他认为，中国道路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哲学基础，即“实践理性”，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 “这种实践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陷阱，即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避免了经济浪漫主义陷阱，即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他说。 关于“民生为大”，张维为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坚持把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 他认为，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关于“混合经济”，张维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 他说，从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２０多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和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道路的第四个关键词是“对外开放”。张维为说，中国推动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他说，对外开放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一新。对外开放也使我们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自信：中国的经验和智慧可以为整个人类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肯定自己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工作，从而更上一层楼。中国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张维为说。

查看详情>> 张维为：中国人经过长达一个半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60多年的发奋图强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重返世之巅的梦想离实现的距离，已不那么遥远了，有人甚至说已经近在咫尺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但离成功越近，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复杂甚至尖锐，所以我们要进行统筹思考，总体布局，确保梦想一定成真，确保中国崛起不会被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 习近平是一个政治定力强、有哲学观、长于战略思考的领导人，他提出的“四个全面”确实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最近《人民日报》的五篇评论有很好的概述，我不赘述了，我只想指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治理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这种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包含了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对理想的追求，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把握，对自己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对自己发展目标、前景和战略举措的确定，“四个全面”体现了这一切。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会看到中国模式的这种优势。 观察者网：“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前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四条都有，这次是加了个“全面”，变成一个体系，多了两个字，您觉得这跟以往有何不同？这四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什么？如何将四个方面有机统一和协调起来？ 张维为：“全面”这个概念很重要，“四者统一”也很重要。“全面”就是要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意味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横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方，是一个全覆盖的目标，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伟大而又艰巨的目标。四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自然有自己内部的逻辑关系，我个人觉得这种逻辑关系很像当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逻辑关系，其实，“四个全面”的内容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来的，指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两手都要硬”，来保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超额实现了邓小平当年确定的许多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个新阶段的目标，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关键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这条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意味着，把党本身治理好了，中国的各项事业就容易兴旺发达。“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强调“依宪治国”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建设的法治与美国的法治很不一样，美国的法治越来越演变成了律师治国，而律师自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种法治结果就演变成了有钱人能雇佣更好的律师，从而造成了法治下的不公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定要避免美国陷阱，实现更大的公正，我认为中国今天探索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实实在在的探索，其意义将超出中国国界。 观察者网：两会之前，“四个全面”的关注度就很高，他与毛、邓、三、科的连贯性在哪里？有舆论称“中国共产党要“告别‘三个代表’、迎来‘四个全面’”了（见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文章。）您觉得，“四个全面”的提法和“三个代表”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维为：“三个代表”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告别？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与西方政党区隔了开来，虽然大家都叫“党”，但含义完全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从这个意义上看，“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四个全面”得以提出和执行的基础所在。换言之，正因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体利益，共产党才有资格、有魄力提出和执行“四个全面”。这是一个“舍我其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党，唯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提出并承担起“四个全面”这样的历史担当。西方“部分利益党”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构想。 观察者网：“四个全面”，在海外也引起很高的关注度。您了解的海外政治研究人士，对“四个全面”是怎么理解的？跟当年“中国梦”的提出比较起来，有点不一样？ 张维为：西方媒体的报道侧重在“四个全面”是否就是对习近平思想的概括，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要理论观点的概括。但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先声夺人，然后往往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老套路进行曲解，接着就是对中国政局一个接一个的误判，多少年过去了，都是这个套路，鲜有长进，上面提到的所谓“告别三个代表”的解读也是这个套路。 至于西方学者对“四个全面”的解释，特别是深度的解释，我看到的还不多，可能还要等一等，因为这个概述提出的时间还不长。我个人认为把“四个全面”概括为“战略布局”是准确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抓住“四个全面”的内容。至于中国梦的提出，我想它是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各种观点互相碰撞的的时候，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即一种能够包含整个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各种理想愿景的总汇，而“四个全面”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关键举措。 观察者网：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您觉得这个“关键”体现在什么地方？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两年以来，国企改革、养老金并轨、财政预算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户籍制度等领域有比较大的突破。您觉得在剩下的五年，还会有哪些领域的改革，可能会有巨大突破？ 张维为：之所以说“关键”，我想我们的领导人有一种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习近平两年做的事情，恐怕比奥巴马上台六年多做的事情还要多10倍，奥巴马上台也是谈变革，结果变革了什么？一个医改都很难推行。这既有奥巴马个人能力比较弱的原因，也有美国政治体制的困境。我4年前与福山辩论时就说过，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其实我看比中国还要迫切。与美国比也好，与欧洲比也好，大家都在谈改革，但真正认真做的，几乎只有中国。 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改革大都有时间表，多数都将在今后5年中进行，所以我个人认为也许没必要猜测下一个突破是在哪个领域，因为五年时间本身也不长。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从宏观看，基本上是渐进主义，先试验，然后成熟一个推广一个，但一旦推广起来，速度相当快，效率相当高。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改革试验的成果，这么快就推向全国。我个人希望教育领域内的改革可以有新的突破，现在大学教育中，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去中国化”走得太远了，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学界不能再做西方思想和话语的“打工仔”了。

查看详情>> 我认为现行西方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 民粹主义泛滥，选民非理性的主要表现 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三个预设：一，人是理性的;二，权利是绝对的;三，程序是万能的。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历史上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出版《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一书，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捍卫“绝对权利”，美国越来越多畸形家庭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 随着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0%，但到了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19%。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往往不知道父亲是谁。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中国人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向的未来。更进一步说，不仅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权利之间也要保证必要的互惠与合作。唯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迷信程序万能，既得利益阶层日益固化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如下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1/6的时间。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相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 总体上看，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唯才是举”和“深谋远虑”越来越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力量利用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扩大自己影响力，甚至实现了影响力独大的目的。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查看详情>> 在上海复宣酒店用餐期时，张维为阐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为何会成功，继而推翻西方唱衰者对中国的悲观预期。张维为有关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理论，影响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作为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57岁的他更多的是引用孔子的理论和统计数据，而非马克思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在矛盾的事情俯拾皆是的中国，大家觉得这很正常。 我们吃得很快，因为张维为要在“中国话语高端论坛”上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复旦大学组织的一个系列讲座。经济学家史正富将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中国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建构一套连贯的叙事。张维为说，这些讲座是（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有助于反驳外国对中国的“误读和谩骂”。 在餐厅包间里简单用餐时，张维为引用了数字，谈到了中国自己对好政府的构想。中国的规模意味着，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西方式”自由行不通。“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超大型的社会，说超大，首先是人口的规模，中国人口大约相当于100个欧洲国家之和，”他说。“那么，怎么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呢？”“比如，一个是只有60个学生的小学，一个是像复旦这样有2万名学生的大学。两者都是学校，但管理的方法完全不同。你要处理个案，但你一定要重视规模，这才能使社会更好地发展，”他接着说，一切都走法律途径，那就要有足够的律师，但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也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包括必要的行政干预或政治干预。” 饭后，我们赶着去参加演讲。我提到了800年前，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在叛乱贵族的压力下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张维为答到，“中国人考虑过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历代领导者的基本构想：如孔子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换言之，自我维系的要求可以产生好政府。